• 2007-11-21

    [笔触]《回到马克思去·注释和参考书目》 - [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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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在欧美有着深刻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72)、《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1974)、《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9,1980,1998)与《马克思思想导论》(1987)等。

     [2]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本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生于英国威尔士莫矛斯郡特雷莱克一个贵族世家。父母是思想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祖父罗素伯爵是辉格党(自由党前身)著名政治家,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曾两次出任首相。罗素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他是在祖母照管和教育下长大的。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祖母的独立不羁的性格对罗素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罗素的童年很孤寂,他经常在家中荒凉失修的大花园里独自散步冥思,是大自然、书本和数学把他从孤独和绝望中拯救出来,特别是对数学的迷恋,成为他的主要兴趣。
     1890年,他考入剑桥大学,结识很多良师益友。大学前三年,他专攻数学,获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七名。第四年转攻哲学,获伦理科学(当时的哲学)荣誉考试第一名。1908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10年,任剑桥大学讲师,1914年又任该校三一学院研究员。1949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荣誉研究员。其间,他多次去美国讲学、访问和演讲。20年代初,曾到中国讲学一年。50年代后,主要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
     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以追求真理和正义为终生职志。作为哲学家,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无论等几个阶段。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由数理逻辑出发,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对真理的求索中,罗素少有无门户之见,善于向各方面学习,善于自我省察,不断修改自己的观点。但他又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追求并捍卫社会主义。1895年,曾两次访问德国,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交谈过。1920年访问苏联,会见了列宁。他还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和平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反战宣传而被判刑六个月。50年代,他抗议氢弹实验,发表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61年,因主持反战静坐示威,89岁的罗素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判两个月的监禁。他支持希腊和巴基斯坦人民的解放运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1966年他与萨特等人组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1968年,发表声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1970年抗议以色列发动中东战争。
     罗素一生著书多达七八十种,论文几千篇,,广泛地涉及到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教育、历史、宗教等诸多方面,享有“百科全书”式思想家之称。罗素的大部分著作都能把理论的深刻性和表达的通俗性结合起来,既有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思辨性,又有伏尔泰、达·芬奇作品的那种文采。其流畅清新的散文在英国文学中也享誉甚高,
     1950年,为了“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思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高度评价了他作为“人道主义与思想自由捍卫者”的斗争精神,认为“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创立这个奖的初衷,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相似的,两个人不但都接受怀疑论,而且都怀有乌托邦的思想,并且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颁奖辞》)

     [3]乔治·奥威尔(OrwellGeorge,1903,印度孟加拉蒙蒂哈里~1950-01-21,伦敦)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以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年》著名。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他的第一部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署名乔冶·奥威尔(此姓源于东英吉利亚美丽的奥威尔河)。
      奥威尔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父亲是英帝国在印度的小文职官员,母亲为法国血统,是在缅甸的一个营业不佳的柚木商人的女儿。奥威尔在贫穷、而又自视高人一等的生活环境中长大。1922年担任印度皇家警察的助理地区警监。由于认识到英帝国的统治违反缅甸人民的意愿感到内疚,于1927年离开缅甸,次年1月1日辞职。后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小说《缅甸岁月》(1934)和自传体散文《猎象记》及《绞刑》,种族与阶级的差别使他无法与缅甸人生活在一起,他回英后为了赎罪,穿上褴褛的衣服到伦敦东部和巴黎的贫民窟同工人、乞丐和洗碟工生活在一起,与英国流浪汉一起流浪,与贫民去肯特的日野里收摘蛇麻草。根据这些经验,他写了《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对帝国主义的反感不仅使奥威尔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而且使他重新确定自己的政治态度。从缅甸回国后,他立即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到30年代,他开始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的第一部社会主义著作是《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在书的结尾处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1936年去西班牙报道内战,并留下来参加共和军方面的民兵,后升任少尉。在特鲁埃尔咽喉受了重伤,后因反对共产党镇压政治反对派的作法,1937年5月逃离西班牙。次年写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在英国广播公司印度部和工党左翼《论坛报》工作,成为多产的新闻记者与文艺评论作家。1944年写成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1945年出版后获得名声和优厚的收入。最后一部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年》(1948年完成,1949年出版)的发表,使他更为出名。他因肺病于1950年1月死于伦敦一家医院。

     [4]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1879~1940),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具争议的、也是备受污蔑的左翼反对派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26岁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多数干部却还在讨论是否支持苏维埃,这些干部后来被赶回俄国的列宁痛击)。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正是托洛茨基作为“十月革命”中的最高军事领袖(在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从而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1926年4~5月结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围绕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批判斯大林的反动观点。192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决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1927年,托洛茨基坚决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对中国大革命的瞎指挥,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1933年1月20日 希特勒在德国登台。第三国际不顾托洛茨基自1930年以来不断的警告,作为苏联特权官僚层的附庸第三国际早已丧失指挥革命的能力,它必然大大低估纳粹党的危险性,同时拒绝与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纳粹,结果使德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毫无抵抗地被粉綷,并使法西斯势力横行十余年。托洛茨基于1933年7月13日离土赴法,24日抵法。
     托洛茨基的亲人与其代表的“第四国际”的积极分子纷纷遭苏联特务的暗杀。1940年8月20日其本人也于墨西哥遭斯大林派遣的凶手杰克逊暗杀。

     [5]参见《傅雷家书》(傅雷夫妇著,傅敏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7),204~209页。傅雷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和七日寄给长子傅聪的信中,由巴洛克时期维尔瓦第、韩德尔与巴赫的对比,引出了中西关于智慧与信仰两种文化核心的讨论。作为中国伟大的钢琴家,傅聪在给父亲的信中提到“韩德尔比巴赫为高”、“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等观点并得到父亲傅雷的赞同。然而这一观点,尤其是对巴赫的这种评价并不被笔者完全认同,不过显而易见,这里的讨论比此论文之主题要深许多,我们也暂时没必要进行这种深入。

     [6]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第一版序言,3~4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301~302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3页。
     [9]也许很多人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倾向于支持“国家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他的最终理想不是“国家主义”),但有一点前提我可以肯定:马克思不会愿意在实现其理想的过程中出现根本地背叛其理想的行为,哪怕是以“国家主义”的名义行事,因为以马克思的历史修养,他不可能看不出这最终会导致什么。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18页。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是指当时在巴黎活跃的两个团体:Travailleurs Egalitaires和Humanitaires。前者是巴贝夫的追随者,有强烈的反文化倾向;后者以他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抨击而著名。进一步的资料可参见P.Kagi, Genesis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pp.328 ff.; E.Dolleans, Histoire du movement ouvrier (Paris, 1957) I 179。
     [11]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04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8~479页。
     [13]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04页
     [14]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的《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中,对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的引述。
     [15]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432页。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80页。
     [17]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05页。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0~491页。这里的引用并不能完全体现马克思的观点,可进一步参考《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05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3页。
     [20]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06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98页。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4~125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6页。
     [24]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107页。
     [25]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432页。
     [26]有趣的是,到了真正的1984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出版。
     [27]参见《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1947年3月,[英]乔治·奥威尔作),奥威尔原稿已不可觅,这里引用的版本是根据乌克兰文译文重译回英文的,中译者董乐山。
     [28]参见《我为什么要写作》([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29]参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英]乔治·奥威尔著,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中“代译序”。
     [30]参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英]乔治·奥威尔著,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176页。
     [31]参见《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1947年3月,[英]乔治·奥威尔作)
     [32]参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英]乔治·奥威尔著,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188页。
     [33]参见《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著,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2.5),203页。
     [34]参见《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21页。
     [35]参见《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21页。
     [36]参见《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103~104页。
     [37]参见《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14页。
     [38]参见《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105页
     [39]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434页。
     [40]参见《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59页
     [41]参见《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319页。书中给出的出处是Heidegger, Basic Writtings, London, 1978, p.375, 377。

    参考书目
     《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7)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英]乔治·奥威尔著,李华、刘锦春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
     《动物农场》([英]乔治·奥威尔著,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8)
     《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英]乔治·奥威尔著,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2002.5)
     《我为什么要写作》([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自由与幸福之路》([英]伯特兰•罗素,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2)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赵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
     《傅雷家书》(傅雷夫妇著,傅敏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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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以预党的身份跟老师谈话归来...跟党委书记就“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我们只能虚伪地谈政治...很悲哀,虽然我更推崇黑格尔,但是错过马克思哲学的真正精髓真是个遗憾...
    我们的教育归根结底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

    PS:发现你引用的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翻译的很有意思...几乎看到译文就能想到原文是什么样子了,典型的德式中文,哈~
    回复珊痕说:
    哈哈,话说在大学里我认为能与之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可能只有两种:西方哲学老师、历史老师。似乎XX书记们都不教这些课……
    呵呵,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篇文章的后记里会引用罗素的话:
    是的,只是针对个人。我并不期望公共教育,哪怕是最现代的,能把学生批量地引入真正的马克思的世界。罗素在这一问题上于将近一个世纪前就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尽管不好听,可是还是值得一听:“教育成了阶级、宗教与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站在学生自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是把学生当作生力军……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国家将会把孩子们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40] 无论如何,我在此号召的,是个人对自己进行的教育。

    我引用的那个翻译其实是从《卡尔·马克思传》那本书上引用来的,好像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央翻译的那套,总之是国内“最权威”的那套……
    2008-12-17 22:07:12